July 23 2023, GMT 01:33 Venus stations in Leo 28°36’ and turns retrograde 

Venus transit conjunct my natal Sun and Mercury

在金星在狮子的运行逐渐慢下来并逐渐转入逆行状态的这些日子里，我又重新思考了对我的生命最重要的一些价值是什么。

在那些kaya睡去的夜晚，我躺在床上，四周变得悄然无声，空气透过窗户的蚊帐一丝丝滑入房间，我闭着眼睛，在半睡半醒之间慢慢沉入冥想。 还能感受到晚餐的食物在胃里消化到半饱，向全身释放着一种倦意。 我从来没有完成过一场出色的冥想，我的脑海永远被各种思绪和情绪占据着，我必须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拉回到身体感知上，去知觉每一寸皮肤，但很快，注意力便又飘走。那些过往的记忆反反复复地涌来，无序地叠加，被迫一遍遍地又再重新面对那些悲伤和恐惧。

我觉得我的灵魂就像被困在一个永恒的牢笼里，它就像我记忆里从小长大的房间，那间十平方米的方方正正的房间，它使我恐惧。曾经在最抑郁黑暗的那些时日里，它就像一座坟墓，一点一点将我拽入窒息的死亡。在我关于童年最深刻的画面里，那些放学后的傍晚我坐在唯一的窗口，窗外的视线被对面的高楼遮挡，我看着楼下，一栋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用场的四方形建筑，灰沉沉的，构成了一个转角。我紧紧盯着那个转角，等待着妈妈的身影从那个转角后出现，等待着。很多时候我什么也等不来，天只是越来越沉。又或是那些三四点的凌晨，我已经醒来，我躺在床上，盯着墙壁上路灯投射的光影，长方形的窗户的形状，它静止着，一动不动。一直到天亮，楼下有车辆驶离，墙上的影子也跟着移动，但几秒种后又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带我离开这里。我日复一日在同一个房间经历着日夜交替，我记不清一年两年三年有什么差别，直到整个童年都已经过去。

那也许是我的灵魂来源的地方，那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我像寄居在一个阴冷而潮湿的洞穴，仰赖着投在洞壁上唯一的光源，但那甚至不是来自太阳的光，它没有温度。它成为了我灵魂的故乡，好像此后我如何费力去逃离它，我依然反反复复被拖拽回这里。当我快乐的时候，它如同突然到来的电闪雷鸣，将往昔的快乐劈得支离破碎，直到我再次陷入孤独无助，它环抱着我，沉入无尽的黑夜。

当我终于度过童年，在十二三岁的年纪我开始过得放任叛逆起来。那时我全心积极地投在每天的校园生活里，逍遥自在。在一所名列全区倒数的学校里，没有人把优秀看作可憎攀比，也没有人把差劣当成排斥，没有贫富，彼此平等。朋友们也总是喜欢聚集到我的家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家没有管束多而讨人厌的家长，借着各种学习的由头跑过来，人来人往。而我的快乐在随后的几年高中时间里便荡然无存。整个高中弥漫着一种超现实的气氛，我一点点变得谨慎、胆怯，直到后来我越来越难于融入，更加沉默。我每天坐在书桌前学习到凌晨，只睡四五个小时，五点半的闹钟，日复一日，诚惶诚恐。我遗憾我无知的真诚、温顺被当成了一种玩弄，无论是那些学习上毫无意义的宣扬排名进取的价值口号，又或者是我尚无所知却向我涌来的糟糕的感情经验，它们注定是糟糕的，因为其中没有人是自由的，在一个没有自由的青春时期里，萌生的情感无非是一种压抑下扭曲、变形的产物。我想在最后一年时我已经第一次产生了抑郁的表现，但那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抑郁，也没有精力去面对许多别扭的感受。我维系着一个虚假的优秀的表象，内心空失。

后来直到在大学的最后几年，我才渐渐从之前麻木的状态里恢复。我躲在十个人的哲学系里，逃过了所有其他学科的拘谨约束、人多繁杂。课程自由，阅读可有可无，全凭兴致，独来独往，也没有人会觉得怪异。在我乐于瑜伽以后，空闲的夜晚就去练习一两个小时，它成为了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那时我往返于学校宿舍和家，而妈妈又刚好升了职位，开始在杭州和上海往返工作。每个周末我们回到家，家里人聚在一起相聊甚欢。那些时光散发着和谐、轻快、满足的光辉，伴随着我对生活的全然无知，一直持续到我得到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它成为了暴风雨前最后的一席宁静。崩塌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它再一次夺走了我往昔建立的一切信心和快乐。很多个夜晚，当我已经身心疲惫至极，却依然不睡，只是坐在房间的地板上，哭到胸腔颤抖，无法停止。我一直哭，哭到第二天天亮，迷糊得躺了一个多小时，又离开。我全身都在抵抗着那些人事，却无法脱身，我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等我辞职以后，我开始迟迟无法再从床上起身，整日整夜，只是哭。tz给了我很多帮助，我短暂地好起来过几个月。再后来我摔断了脚，在房间里坐了三个月，我封闭了自己，由着自己不断下沉。那是疫情之前，我已经提前经验了真正的自我隔离。到后来在欧洲经历疫情时，我对一切的封锁、隔绝、狭隘的房间下意识地产生一种抵触和恐惧，于是相反的是，在疫情的几年，我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勤快地向外跑，最大限度范围内地去社交。

当我回想这些起起伏伏的经历，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无力，它们仿佛是我命运里一次次上演的循环，无法挣脱。而这一年多以来我似乎又感到了新一轮的循环。当我突然间又再次丧失了对于以往一切热衷事物的兴趣，对于我在柏林建立起一切的厌倦，当未来在我眼前又变成一片迷雾，我不知道我欲求什么，我觉得很累，再也没有动力向前了。它警醒我一定有些事情发生了错误。

一个内心的声音在告诉我，我想要找回快乐，我想要真正快乐地去生活，我不想再回到这个循环了。快乐固然可以建立在财富、事业、成就之上，我也知道达成一个目标可以带给我快乐，所以我总是迫切地想要得到那个结果，而我却让自己的心灵一次次活在过度的消耗和强迫里。而我想要一种可以长期持久地给我带来动力的生活，能够让我在追求目标的每个当下也感到快乐，我能够接受自己的休憩，且不为未来忧虑。我想kaya的到来在迫使我的生活慢下来，她让我重新看到了一种最基本、最简单的回归生活的快乐，让我的身体和心灵完成一场重建。这个思维转变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当我握住了快乐的真正要义以后，我才能确保无论此后我处于怎样的境遇，我都能安然以对。我也希望我能永远拥怀自由，它并不一定是物理意义上的无所限制，更是在心理意义上我对自我心灵的一种释放，不被名利、评价、规则所左右，我只追从自我和内心，我知道它最终一定会引我去到我想要的地方。

Charlotte aux fruit

300 g biscuits à la cuiller 

3 cuillère à soupe de Kirsch

Crème pâtissière 

• 1/4 de l. de lait vanillé 
• 2 œufs 
• 50 g de sucre
• 200 g de fruit
• 1 cuillère à soupe de farine
• 150 g de crème fraiche

un moule à charlotte de biscuits de Kirsch

Ajouter le lait bouillant sur le mélange œufs-sucre-farine et faire épaissi sur feu doux. 

Laisser refroidir et mélanger cette crème bien froide à la crème fraîche fouettée en Chantilly.  

一段写于2022年7月21日的记录：

yx回到了柏林。她告诉我，到的前两天，猫打碎了我留在她家的那盏黄色台灯。灯放在蓝色的书桌上，猫跃了过去，黄色的灯罩全碎了。我于是想念了一会那盏灯的样子：厚重的古铜色的长方形盘底，生出细长的灯柄，末端处的杠杆支起拱形的玻璃灯罩，绸缎一般的明黄色，白织灯泡被半拢在其中。拉动垂下的圆珠，轻巧地噔地一声，亮起灯光。我想起它在moabit老旧的房子里的样子，吱嘎作响的木地板，脱落的墙角线，白色的墙漆到三米高的屋顶，两层窗户蒙着一层灰没有擦拭。在那些灰暗不知天日的冬天里，白织灯泡的光透过灯罩，在房子里散发着淡淡的暖黄色。我想到它不在了，黄色此刻变成了玻璃碎片，有些难过，可转念又想到，那个房子我再也回不去了，于是又把灯忘记了。

在一个陪伴kaya的夜晚，我放着小机场2021年的现场。

小机场的歌会让人想起家，又或者准确地说，让人想起家已不在。

我会时常想起和tz的香港之行，当时我第一次认识了那个还保留最后自由的华人社会，我得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启蒙。一年以后那里开始政治风波，自由被一点点让渡。再后来，我读着新闻里学生领袖们被判刑送进监狱，或者流亡海外，我反复想起他们在这个年纪却无畏抗争的勇气。

我会去想象他们心中对家的记忆和强烈情感。这个家由语言、歌曲、城市、人共同连接起来。它让旁观的我也会触动，因为这是一个相似接近于我的文化，一座人来人往的现代城市，语言里有熟悉但又独特的风味。我又会觉得羡慕，他们在他们的文化里感到了一种归属，而我在我的文化里，却找不到家。当我想要怀念什么时，我却不知道去怀念什么。当我想要回家时，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回到哪里。

有时我也觉得很累，我离开家太久了，我很想要休息。可是每当我产生想要回上海的念头时，紧随其后我又开始对这个想法感到排斥。我想到那里，又感到一阵压抑，喘不过气来。我也会想起一些食物的味道，但时间久了，尝不尝得到也不那么重要了。我更想念的是语言，可我好像也习惯了自己在陌生语言中让自我表达变得简短。

我慢慢地成了一种四处漂泊的心态，我觉得我可以处处为家，但内心我依然很难和任何地方产生真正的家的连接。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同样感到无家可归的人，所以他们离开了物理意义上的家，尝试去寻找、去建立。 我就这样抱着这团模糊的信念一直在往前走，不往回看。

但也许我还是需要回上海的。因为我感到我渐渐丧失了语言，这也许只有在家才会被重新唤起。

我希望这个时机不会太久了。

Kaya出生的太阳和木星合相白羊，她的上升是狮子，月亮是射手。她将会在火象元素的引导下成为人群中闪耀的焦点，她是积极、自信的，她渴望新的冒险与探索，她将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行动者、一个勇敢的开拓者。她会在很早的年龄知道她人生的方向，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付诸实践，不会犹豫，不会被他人左右。冥王星刚刚进入水瓶，一个面向变革的未来才刚刚开始，她将参与到新世界的建立中。

她的美貌不会让她变得虚荣，她不会用过多的装扮去展现自己，她不会希望因为外在的美貌而被他人吸引。或许因为她将从小追随父亲去经历探索世界，她将在身体和意志力上被训练得强大，她没有太多机会被呵护在女孩世界里，也没有太多时间停留在女孩们的妆容打扮上。她会认为自己不应当是一个柔弱的女孩，她会限制自己像女孩们一样做太多的情感表达，也因此她感到自己不应该轻易接受异性的保护和爱意，她也许会表现得冷漠而防御。

她会比其他孩子更早地成熟，承担起自己生活的责任。她会将人生事业放在第一位，或许因此她不得不在一番忙碌过后，才会想起她从不诉说的感情需求。或许因为她体验到的家庭是一种松弛的连接，或许因为她在一种被要求更早独立的教育中成长，她或许会感到在情感上不应该眷恋家庭，但她内心却渴望能够在家庭有更久的停留，放下防御。她会用行动去表达她对于家庭的支持和爱，她会用她强大的能力保护好它。有一天她会明白，或许她感受不到被一种强烈有力的亲情关怀备至地呵护长大，但她不会缺失这个家，家始终存在，她也始终在家，因为她是这个家得以产生和连接的根本原因。

(break)

我对自我的认识，也包含于我作为女性，对于女性身份的认识。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的家庭都是女性组成的。我由外婆和妈妈抚养长大，外公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没有父亲。外婆还有两个女儿，我的大姨和小姨，大姨离婚有一个女儿，小姨有她的家庭，但我们和她的家庭没什么往来。

妈妈在很年轻的年纪有了我，这不是她所愿，且她未婚。那时她的工作也尚未着落，她重头学过财会，多年来靠着一份财务工作一步步走，到后来在国企取得一个安稳又小有成就的岗位。在我童年记忆里的大部分时间，我见不到她，我是在外婆的陪伴里度过的。我一直以来理解妈妈单独抚养我的不易，大多数人在知晓我的家庭时，也会这么说。妈妈的观念是我们社会传统的观念。未婚生孕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一种道德禁忌，她多年绝口不提。她始终对自己没有一个完满的婚姻抱有遗憾，并且她认为婚姻家庭依赖男性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持。我儿时的记忆里有过几位她交往的男朋友，都是更年长的经商的生意人形象。因此，我从小从妈妈身上看到的女性形象既是温和柔美的，但在社会上也是弱势的，是需要依赖的。这些观念在潜意识里影响着我，我觉得她某种程度上也把她的愿景投射在了我的身上，她培养我学习各类艺术，支持我更高的教育，但最终她依然希望我有一个传统的婚姻家庭生活，有一个年长的会赚钱的老公。

一直到我来到柏林以后，我才看到了另一种现代的女性形象。我的德国室友中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有一个小孩。我很喜欢S，她是一位漂亮、轻盈、积极的妈妈，她充满笑容。S会让我想起我的妈妈年轻的样子，可其实我没有多少被妈妈陪伴过的回忆，我的记忆里也没有妈妈的笑容。但我希望我儿时是在这样的温暖中长大的。F也是一个温和、风趣的人。他们都待我很好。可在孩子还不满一岁的时候，S决定分手，因为她对F的感情变化了。这背后一定有种种原因。但我记得S曾有一次对我说过，她也想要回去工作，由F分担更多时间照顾孩子，但F说了类似“可是我赚得比你多”的话。S很生气地说，虽然她知道F是一个非常尊重女性，也理解女性主义的人，可是她仍然感受到了两性之间的不公。再后来，她结束了产假重新工作，她是一位非常干练的领导者。她和F仍然是很好的朋友，互相理解，共同抚养孩子。他们与孩子之间也至始至终保持着轻松亲近的关系。

S对我的影响很大。从我怀孕以后到现在照顾kaya，我经常想起S那时如何雷厉风行地在照料孩子、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切换。我想起在房子各个角落里小朋友的欢笑、哭闹；我记得清晨时她陪着小朋友早起坐在厨房的疲倦；也记得有些夜晚小朋友睡去后，她回到厨房、阳台与大家继续谈笑，讲起新的约会。林林总总的记忆浮现，我也越来越理解她当时的很多感受和选择。我觉得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作为母亲的典范，如果没有她，如果没有那两年多来共同生活的观察，我根本无法设想自己如何做一个母亲。她是一个非常遵从内心、独立、坚强的女性，这些品质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是缺失的。

虽然我的家庭由女性构成，但其所展现于我的，是一种由于缺失男性的遗憾、弱势，而非由女性相互传承的力量。无论是在社会现实还是以往观念里，生育加强了女性的弱势，它意味着女性不得不投身于家庭，进一步将自己依托于男性。但事实上，我反而认为生育是女性天然力量的展现，作为女性应当意识到这不是弱势，当然前提是女性一定要拥有生育的选择权。因为男性与女性最终的平等，一定是当女性真正认识到女性本质中的不同与独特性，并将这种力量真正发挥出来。这必然伴随着对男性社会的反抗，因为历史中两性发展的不平衡。但只有当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它才能与男性达到沟通与和解。我觉得，成为母亲不应该是女性丧失自我的原因，相反，它更是引导女性走向独立、强大的起点。这与是否有伴侣无关，以怎样的方式抚养孩子无关，因为任何形式的关系都是基于个人的，重要的是作为女性内心一定要有这种意志力。

但我与Karsten的友谊好像到我们的访谈以后也就渐行渐远了。

我们相识在多年前洪堡大学的语言课，当时他还在拍摄他的纪录片Ich，他在阅读材料放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女孩向她的祖母发问，为何当如今的生活比上一代拥有更多自由和可能性以后她反而感到更加迷失。那段时间是在我的抑郁时期，我对自我也充满困惑，后来在课程最后的报告，我讲了在我们的文化社会中缺失的自由，它基于儒家的礼数而非道家，以及我感受到的资本社会的工作模式对人的压抑，我在其中的迷茫。

那个时候我感到Karsten立刻知道了我在讲什么。可能我所讲述某种程度上与他想要在纪录片发问的内容是接近的，引起了他的兴趣。我们从那以后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邮件往来，直到我来到柏林，我们也每隔一段时间见面。

我一直觉得他是理解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发问者，这决定了他的身份是一名老师、一位纪录片访谈的提问者，他可以敏锐地在对话中捕捉到对方隐含的想法，并继续发问。发问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能问出好的问题需要真正地聆听一个人，他是在对一个完整的人发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观点。他对于我有一个大概整体的肖像描述，我觉得这个形象是相对完整的。从Ich到Es，事实上这也是我这几年的主题，我也在借助于他的发问真正认识自己。

但在Es的访谈以后不久，我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又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

这些转变与疫情都是紧密相连的。当疫情抽空了现实生活后，我重新专注于自我的精神世界，在这一阶段，我领悟到了Es于我的真正意义，它也对我过往的思想形成了颠覆。但过后，现实生活长期缺失的影响便显露出来了，因为人最终还是要返回经验世界的。这些年来我辗转于哲学、文学、艺术之间，也许我只是想要寻找那个答案，当我真正得到了，好像我也不需要更多了。我突然对我仍然停留于学业而感到无意义。我也意识到，新的思想在对我进行新的指引，它与旧有的生活秩序又一次发生了冲突。历史好像在我身上重演，它像是我抑郁时期的一轮新的循环。

Karsten曾经说过，他看到的我是一个在精神世界非常清晰，但在经验世界却迷茫不知道道路向何的人。

而在关于经验世界的道路该如何走这个问题上，我感到我和Karsten开始产生分歧。

后来我离开柏林，起初我计划先去一位德国艺术家的工作室工作，却像是有预兆似的，当我刚到达那个城市后感染为阳性，生了两周的大病。等病好后，我彻底放弃了实习的念头。我索性跟随内心所至去旅行。当旅行变成长期的形态，它就成为了生活，它加速了我的思想去转变，行动也在加速。

半年以后我回到柏林，我再次见到Karsten。我高兴地告诉他，我怀孕了。他很惊讶，并且告诉我，他的妻子也怀孕了。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对我的想法变得将信将疑。刚开始我并没有特别在意他的态度，我依然诚意地去回答他的发问，只是我不知道为何，在见面以后，我变得沮丧起来。也许他的发问也带出了我潜意识里仍然对自我选择的怀疑、恐惧。

后来我们又见了几次，这种感受更加强烈。每当我保持着愉悦积极的心情见到他，但离开后我都会长时间地陷入沮丧，直到后来，我的沮丧渐渐转为愤怒。

因为我将他视为一个可以理解我的人，所以我从来不回避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他，无论积极或消极。但他似乎在谈话中有意强化消极的部分。当我将我的思考重心转到自我生活、怀孕本身后，而非以前的阅读、艺术，他说，我觉得很可惜，你变得不再开放了。后来，他似乎开始以他的生活图景为例，来影射我目前缺乏物质生活根基的处境是不幸的。他认为我有很强的对生活的应变能力，因此能够跟随生活变化而调整，但他认为这种应对将是无奈与乏力的。

我意识到，事实上，他也同大部分人一样，在基于他的生活经验在对我做出评价。在他的判断里我做了错误的选择，因为这与他对我预期的一个形象不再相符。我愤怒于被他人评价，因为我认为没有任何人有立场去评价另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尤其是消极的。他生活在他的城市、文化、语言里，以此为根基，以开放的态度迎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思想。我在柏林只是一位异客，我在这几年来以最开放的姿态去交识、学习，但我最终是会回归自己的。他曾经也不断强调我的中国人身份形象，我在德语表达中的缺憾，以往我总是视其为自我的不足，但我也意识到，我从未对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合理的定位。

我想要继续走自我的道路，因为这也是我此生在经验世界的心愿，我不想滞留在他人的看法评价中。我对世界有一种新的愿景，这是我自己的判断，而我也希望能在其中有自己的角色。正因此我将向着新的方向前行。

抑郁一定是反反复复的。但让我真正确信自己不会再重返抑郁的原因，是我找到了自我的根基。

我的抑郁起始于一些具体的人事经历，但即使我后来逃离开，低沉和抑郁依然长期弥漫在我的生活中，我感到自己无从归属，我不知道自己拼尽全力在寻找什么，自我和生活的意义到底何在。

那时我虽然还在进行方老师的心理咨询，但我慢慢地对她的EFT疗法产生隔阂。我感到它能够帮助解决经验层面的困扰，但我真正的困扰并不源于人事经历，我没有那么多可诉说。我只是反复于一些虚无的关于意义的念头，而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这些。

也许我不应该学习哲学、艺术史，因为人文社科会加深那种漫无目的、没有边境的迷茫，仿佛一直在一片迷雾的幻象中前行。

但每个选择总是有理由的。因为正是你太强烈地好奇那些问题，你不甘心一种不自知而从众的生活，你才会铤而走险，只身一试。

答案是在长期的思考中慢慢清晰的。

那时我的德语老师Karsten在计划拍摄他的新纪录片，他向我讲他初步的想法，纪录片叫做ES。Es在德语中是第三者“它”的意思。Karsten之前拍过的纪录片系列包括Ich（我）、Wir（我们）、 Sie（她、她们）。我问他，Es指的是什么？当时他并未给出一个特别清晰的解释，Es或者是对于信徒的“上帝”，或者是对于艺术家的“灵感、直觉”，或者是一个人生的目标意义，某种高于Ich（自我）的信念，那么对于你呢？Es可能是什么？

那时我的答案也是模糊的。我说，我相信世间一切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一直以来我都想要寻找它。对我而言，所有知识学科的分类都是方法论的区别，它们背后都通向同样的知识，它们互相关联，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当时我也说不出更多了，因为我也想不起来为何自己多年来会产生这个想法，在抑郁的时候，tz加深了我对这个想法的信念。我在人文学科里寻寻觅觅，有时我在阅读中感到自己又靠近了一些，可却总得不出一个答案。

后来Karsten在他的纪录片中加入了一段对我的访谈。我对自己的表达并不满意，因为事实上我确实说不出更多了。我们尝试了三次。第一次我讲了老子“道”不可言说，读了几段黑塞的《悉达多》；第二次我讲了自己的经历，从上海到柏林，席勒《审美教育书简》里所述通过审美教育通向“完整的人”(ein ganzer Mensch)对我选择艺术史的启发；第三次我用中文念了一首海子的诗，《抱着白虎走过海洋》，但那时我也不知道这首诗在说什么，我只是刚好为研究所同事的中文课准备的。

这场对话从疫情第二年的春天持续到夏天。那是一段对我非常特别的时期，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在巧妙地发生联系。事实上，我也并非因为Karsten的纪录片而刻意去想这些，但它似乎又刚刚好与我当时的阅读、经验、思考联系起来，并且帮助我一步步去更加理解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是现在的话，我或许可以更完整地去表达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而当时在访谈里呈现的，还并不是一个确信的自我，而是尚在对这一问题思考中的进行时状态。我在文学、艺术、哲学中得到触动和召唤，但我也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我也始终只能借用他人的语言。

因为在经验世界我们是不会得到解答的。

因为语言也只是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媒介。

我也最终明白，只有当自我与更高的存在相连接时，我们才真正找到了自我在这个世界的定位。

我是一个寻找者，我在寻找自我的同时，也在寻找将自我再次交还于世界的道路。我明白了跟随自我内心的声音既是成为自己，也是成就命运。

这个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理解的人则理解了一切，而不明的人永远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文学、艺术都在以各个不同角度、方式去描绘这个答案，它们之所以能使我们共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切身与那个更高存在本身相连。自然科学又是另一种解释这个答案的语言，但有时人们专注于科学语言本身，而忘记了它背后真正通向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以不同的名字去命名它，上帝、直觉、连接性、“道”、或者正如karsten纪录片所名“Es”。但名字是不重要的，因为当它变成一个名字时，它就不再是其原本所意味的了。

但我们依然会通过不同的方式经验到它，它对每个人的展现也是不同的。对于我也是如此。只是在一个瞬间，我知道，我看到它了。我珍惜并永远感激于此。

前两周的时候，张告诉我，他去见了方老师，他也帮我向她带去了问候。这让我很激动。方老师是我在上海时的心理咨询师，在我抑郁最严重的时候，tz帮我联系到了她。后来，我又把方老师介绍给了张，但张的抑郁症史更长，后来我出国不再进行心理咨询后，张依然不定期去方老师的咨询。那时，我和张相互倾吐，作伴去精神卫生中心，交流关于抑郁药物，讨论方老师的心理疗法，我们的友谊也由此发展起来。在那几年，我们刚毕业工作，亲历了种种人情世故。我不知道到底我们在哲学系的质疑精神让我们格格不入，还是我们本已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真相满怀疑问，才会选择哲学以求解答。但我们还是有自救意识的，后来，张选择把自己在社会人情中练就到游刃有余，而我毅然决然一走了之。

即使到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的抑郁也并未真正好起来。当我做出出国的决定时，这个决定背后的动力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在万念俱灰的日子里唯一还抱有热情的，是对探索更高知识的渴望，它成为了我最后的信念。但另一方面，我每天脑海中盘旋着死亡的念头，当我想到可以死亡时，我感到放松。于是我告诉自己，既然我可以随时选择去死，我就再姑且活着看看好了。

事实上，这两种动力在我出国的这几年里一直是同时存在的，但它的结果却与我预期截然相反。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热情于学业，然而在德语的本科教育中，我的力气却被耗尽在语言而非知识本身上，并且繁琐的课程设置加剧了任务量，但我从中所获甚微。疫情又一度抽空了校园氛围和与人交流的乐趣。我陷入了巨大的困境，这使我非常沮丧。

而相反的是，当我本已对生活消极以待之时，我却突然看到了一番全新的生活图景。我和一群有趣、积极的德国人住在一起，既是朋友，又有家庭，我们伴随着一个六个月的男孩长大到三岁，生活在人来人往中热闹、欢笑。我看到他们与人相待的方式，后来我也慢慢地在从中学习，变得开放，形成了自我的新的人格。那是启发我认识柏林、欧洲、世界的起点。后来，我在柏林认识了越来越多朋友，我也开始一个人旅行探索更多的城市自然。我也理解了我的抑郁，它源于我从儿时起二十多年经验到的空白、人情的冷漠、与自然隔离，社会的规则与压抑。这几年我才发现，原来我也是拥有强烈感受力的，但过去，由于缺乏，它被封锁了。我意识到，释放、找回这种感知力对我有重要的意义。

当妈妈一直数着我的学业进度究竟完成了多少，我在计算的却是我的抑郁如何在一年一年康复。我们往往更在意的是急不可待地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学业、工作，我曾经也是如此，直到抑郁将我的生活摧毁。我感受到从一片废墟上再一步步重建的艰难，抑郁的真正治愈需要去消除消极的思维循环，旧有的生活方式，它需要你在意识到这些情绪出现时，能够将自己抽离出来，客观地去审视它，并有方式去应对。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直至如今，我还在自我改进。

我最近时常想起当时在上海，方老师第一次带我去精神科配药。精神科的医生随口讲了一句，抑郁将来很容易产后抑郁的。方老师玩笑着说，那都是将来的事情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产后抑郁”这个词。我在kaya出生后的这些日子里才更加理解到生育对于女性的全面影响，从身体的虚弱、疼痛、修复，到照顾孩子，与伴侣的关系变化，改变原来的社会生活，对个人未来的不确定等等，若缺乏支持和理解，它产生的压力足以导致抑郁。我面临着很多自我压力，情绪起起伏伏，但如今即使在一些特别艰难的处境时刻，我依然能平稳地度过，没有再陷入长时间的抑郁状态。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积极的能量和信念感在注入我的生活，使得我原本沉重的内心在轻松起来。kaya带给我的生活的满足感也在同样治愈我内心的空缺。

我知道自我的这些变化是多么不易可贵，虽然在旁人眼中是看不见这些的。如果我甚至丧失了对生活的活力和勇气，那么往后的几十年我该如何撑过？我也会愧疚自己因为抑郁而浪费的时间，至今也没有达成对自己的期待，但我依然觉得，这些时间是有意义的。当我对自我的历史有更清晰的理解，我才真正接受自己。我不断去反思自我情绪、与人交往相处等问题，一直到我能自如运用时，我仿佛终于掌握了一把武器。那么接下来，我想我终于可以向未来继续开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