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与Karsten的友谊好像到我们的访谈以后也就渐行渐远了。

我们相识在多年前洪堡大学的语言课，当时他还在拍摄他的纪录片Ich，他在阅读材料放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女孩向她的祖母发问，为何当如今的生活比上一代拥有更多自由和可能性以后她反而感到更加迷失。那段时间是在我的抑郁时期，我对自我也充满困惑，后来在课程最后的报告，我讲了在我们的文化社会中缺失的自由，它基于儒家的礼数而非道家，以及我感受到的资本社会的工作模式对人的压抑，我在其中的迷茫。

那个时候我感到Karsten立刻知道了我在讲什么。可能我所讲述某种程度上与他想要在纪录片发问的内容是接近的，引起了他的兴趣。我们从那以后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邮件往来，直到我来到柏林，我们也每隔一段时间见面。

我一直觉得他是理解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发问者，这决定了他的身份是一名老师、一位纪录片访谈的提问者，他可以敏锐地在对话中捕捉到对方隐含的想法，并继续发问。发问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能问出好的问题需要真正地聆听一个人，他是在对一个完整的人发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观点。他对于我有一个大概整体的肖像描述，我觉得这个形象是相对完整的。从Ich到Es，事实上这也是我这几年的主题，我也在借助于他的发问真正认识自己。

但在Es的访谈以后不久，我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又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

这些转变与疫情都是紧密相连的。当疫情抽空了现实生活后，我重新专注于自我的精神世界，在这一阶段，我领悟到了Es于我的真正意义，它也对我过往的思想形成了颠覆。但过后，现实生活长期缺失的影响便显露出来了，因为人最终还是要返回经验世界的。这些年来我辗转于哲学、文学、艺术之间，也许我只是想要寻找那个答案，当我真正得到了，好像我也不需要更多了。我突然对我仍然停留于学业而感到无意义。我也意识到，新的思想在对我进行新的指引，它与旧有的生活秩序又一次发生了冲突。历史好像在我身上重演，它像是我抑郁时期的一轮新的循环。

Karsten曾经说过，他看到的我是一个在精神世界非常清晰，但在经验世界却迷茫不知道道路向何的人。

而在关于经验世界的道路该如何走这个问题上，我感到我和Karsten开始产生分歧。

后来我离开柏林，起初我计划先去一位德国艺术家的工作室工作，却像是有预兆似的，当我刚到达那个城市后感染为阳性，生了两周的大病。等病好后，我彻底放弃了实习的念头。我索性跟随内心所至去旅行。当旅行变成长期的形态，它就成为了生活，它加速了我的思想去转变，行动也在加速。

半年以后我回到柏林，我再次见到Karsten。我高兴地告诉他，我怀孕了。他很惊讶，并且告诉我，他的妻子也怀孕了。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对我的想法变得将信将疑。刚开始我并没有特别在意他的态度，我依然诚意地去回答他的发问，只是我不知道为何，在见面以后，我变得沮丧起来。也许他的发问也带出了我潜意识里仍然对自我选择的怀疑、恐惧。

后来我们又见了几次，这种感受更加强烈。每当我保持着愉悦积极的心情见到他，但离开后我都会长时间地陷入沮丧，直到后来，我的沮丧渐渐转为愤怒。

因为我将他视为一个可以理解我的人，所以我从来不回避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他，无论积极或消极。但他似乎在谈话中有意强化消极的部分。当我将我的思考重心转到自我生活、怀孕本身后，而非以前的阅读、艺术，他说，我觉得很可惜，你变得不再开放了。后来，他似乎开始以他的生活图景为例，来影射我目前缺乏物质生活根基的处境是不幸的。他认为我有很强的对生活的应变能力，因此能够跟随生活变化而调整，但他认为这种应对将是无奈与乏力的。

我意识到，事实上，他也同大部分人一样，在基于他的生活经验在对我做出评价。在他的判断里我做了错误的选择，因为这与他对我预期的一个形象不再相符。我愤怒于被他人评价，因为我认为没有任何人有立场去评价另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尤其是消极的。他生活在他的城市、文化、语言里，以此为根基，以开放的态度迎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思想。我在柏林只是一位异客，我在这几年来以最开放的姿态去交识、学习，但我最终是会回归自己的。他曾经也不断强调我的中国人身份形象，我在德语表达中的缺憾，以往我总是视其为自我的不足，但我也意识到，我从未对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合理的定位。

我想要继续走自我的道路，因为这也是我此生在经验世界的心愿，我不想滞留在他人的看法评价中。我对世界有一种新的愿景，这是我自己的判断，而我也希望能在其中有自己的角色。正因此我将向着新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