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周的时候，张告诉我，他去见了方老师，他也帮我向她带去了问候。这让我很激动。方老师是我在上海时的心理咨询师，在我抑郁最严重的时候，tz帮我联系到了她。后来，我又把方老师介绍给了张，但张的抑郁症史更长，后来我出国不再进行心理咨询后，张依然不定期去方老师的咨询。那时，我和张相互倾吐，作伴去精神卫生中心，交流关于抑郁药物，讨论方老师的心理疗法，我们的友谊也由此发展起来。在那几年，我们刚毕业工作，亲历了种种人情世故。我不知道到底我们在哲学系的质疑精神让我们格格不入，还是我们本已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真相满怀疑问，才会选择哲学以求解答。但我们还是有自救意识的，后来，张选择把自己在社会人情中练就到游刃有余，而我毅然决然一走了之。

即使到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的抑郁也并未真正好起来。当我做出出国的决定时，这个决定背后的动力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在万念俱灰的日子里唯一还抱有热情的，是对探索更高知识的渴望，它成为了我最后的信念。但另一方面，我每天脑海中盘旋着死亡的念头，当我想到可以死亡时，我感到放松。于是我告诉自己，既然我可以随时选择去死，我就再姑且活着看看好了。

事实上，这两种动力在我出国的这几年里一直是同时存在的，但它的结果却与我预期截然相反。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热情于学业，然而在德语的本科教育中，我的力气却被耗尽在语言而非知识本身上，并且繁琐的课程设置加剧了任务量，但我从中所获甚微。疫情又一度抽空了校园氛围和与人交流的乐趣。我陷入了巨大的困境，这使我非常沮丧。

而相反的是，当我本已对生活消极以待之时，我却突然看到了一番全新的生活图景。我和一群有趣、积极的德国人住在一起，既是朋友，又有家庭，我们伴随着一个六个月的男孩长大到三岁，生活在人来人往中热闹、欢笑。我看到他们与人相待的方式，后来我也慢慢地在从中学习，变得开放，形成了自我的新的人格。那是启发我认识柏林、欧洲、世界的起点。后来，我在柏林认识了越来越多朋友，我也开始一个人旅行探索更多的城市自然。我也理解了我的抑郁，它源于我从儿时起二十多年经验到的空白、人情的冷漠、与自然隔离，社会的规则与压抑。这几年我才发现，原来我也是拥有强烈感受力的，但过去，由于缺乏，它被封锁了。我意识到，释放、找回这种感知力对我有重要的意义。

当妈妈一直数着我的学业进度究竟完成了多少，我在计算的却是我的抑郁如何在一年一年康复。我们往往更在意的是急不可待地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学业、工作，我曾经也是如此，直到抑郁将我的生活摧毁。我感受到从一片废墟上再一步步重建的艰难，抑郁的真正治愈需要去消除消极的思维循环，旧有的生活方式，它需要你在意识到这些情绪出现时，能够将自己抽离出来，客观地去审视它，并有方式去应对。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直至如今，我还在自我改进。

我最近时常想起当时在上海，方老师第一次带我去精神科配药。精神科的医生随口讲了一句，抑郁将来很容易产后抑郁的。方老师玩笑着说，那都是将来的事情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产后抑郁”这个词。我在kaya出生后的这些日子里才更加理解到生育对于女性的全面影响，从身体的虚弱、疼痛、修复，到照顾孩子，与伴侣的关系变化，改变原来的社会生活，对个人未来的不确定等等，若缺乏支持和理解，它产生的压力足以导致抑郁。我面临着很多自我压力，情绪起起伏伏，但如今即使在一些特别艰难的处境时刻，我依然能平稳地度过，没有再陷入长时间的抑郁状态。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积极的能量和信念感在注入我的生活，使得我原本沉重的内心在轻松起来。kaya带给我的生活的满足感也在同样治愈我内心的空缺。

我知道自我的这些变化是多么不易可贵，虽然在旁人眼中是看不见这些的。如果我甚至丧失了对生活的活力和勇气，那么往后的几十年我该如何撑过？我也会愧疚自己因为抑郁而浪费的时间，至今也没有达成对自己的期待，但我依然觉得，这些时间是有意义的。当我对自我的历史有更清晰的理解，我才真正接受自己。我不断去反思自我情绪、与人交往相处等问题，一直到我能自如运用时，我仿佛终于掌握了一把武器。那么接下来，我想我终于可以向未来继续开拓了。